转自：健康报

  4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沈洪兵和有关专家介绍我国新冠溯源研究情况。

  沈洪兵表示，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家始终保持科学态度，都很希望把新冠病毒的来源搞清楚，这对于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新冠疫情发生后，我国在溯源这个科学问题上一直秉持科学态度，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沟通合作。为响应第73届世卫大会决议，我国率先主动邀请世卫组织选派国际专家组两次来华合作开展溯源联合研究。在坚持“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共同开展分析研究、共同撰写研究报告、共同发布研究结果”的原则下，在武汉完成了第一阶段联合溯源研究，形成的《世界卫生组织召集的SARS-CoV-2新冠溯源研究：中国部分——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到了当时参与研究的国内外专家和世卫组织的充分认可。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周蕾指出，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报告》从多个角度做了评估：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的可能性是“可能到比较可能”；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的引入是“可能”；通过实验室引入，当时的研究判断是“极不可能”。

  “在整个第一阶段联合研究过程中，中国向联合专家组提供了当时所掌握的所有溯源相关资料，没有隐瞒任何病例、样本及其检测和分析结果。”沈洪兵说，世卫组织个别官员和专家近日随意发表观点，轻率否定当时的结果，完全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是对世界各国参与前期溯源工作的科学家的粗鲁冒犯和不恭，是将新冠溯源政治化的表现，是中国科学界无法容忍的，也是不能被全球科学界所接受的。

  “作为一个亲身经历了第一阶段联合溯源研究的中方科学家，我个人内心感觉还是挺惊讶的。”周蕾说，当时在武汉共同开展联合溯源研究的过程中，中方科学家本着科学、公开、客观、透明的工作原则，把所有掌握的数据和资料都进行了分享，包括早期病例信息，还有对武汉早期的呼吸道传染病可能的、可疑的新冠病毒感染的76000多人的病例资料，都进行了分享和深入的联合分析研究，结果得到了专家们的集体认可。当时还把中国境内2018年到2020年采集的38000多份家禽家畜样本，以及41000多份的野生动物样本都进行了抗体或核酸检测，结果也都提示没有发现新冠病毒阳性；对华南海鲜市场当时的所有动物产品上下游供应链进行了追溯性调查，并没有发现病毒在动物当中传播的证据。“这些研究结果当时就与世卫组织遴选的国际专家团队进行了分享，大家也都是认可的。”

  周蕾指出，多种疾病溯源的研究结果其实已经表明：疫情的发现地并不等于疫情的起源地。

  “第一阶段的联合溯源研究过程当中，本着科学、全面的态度，在设计阶段也考虑了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周蕾介绍，在武汉期间，组织了联合专家团队实地到武汉多家实验室进行考察、调查和研究，并进行了深入交流，还把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包括当时在实验室里面的学生的所有健康监测资料、可能的就诊临床资料，全都做了调查和分析，并没有任何的隐瞒和保留。

  北京化工大学生命学院院长童贻刚教授表示，第一阶段联合溯源时，世卫组织派遣了10余位专家，中方也派遣了10余位专家，在武汉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联合调查研究。关于实验室泄漏这一假设为“极不可能”，这是当时作出的一个科学判断，是双方科学家经过了大量调查、研究，包括走访武汉各个相关实验室，和相关人员进行深度交流之后得出来的结论。

  最近，有媒体对中国疾控中心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的研究文章中的相关测序数据高度关注。“目前还没有任何科学的根据能够明确新冠病毒的起源，这篇文章涉及的所有动物样本，经过检测全部都是阴性的，这就提示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并没有被感染。”童贻刚介绍，对数据中的DNA条码分析的结果发现，环境中，这些样品的宿主信息还是人的信息最多，人的基因丰度最高，提示华南海鲜市场环境中的病毒很可能是来源于早期的病人。另外，DNA条形码的分析结果也显示，在华南海鲜市场关闭前，市场中存在猪、牛、鸡、鸭等多个物种。有些专家关注样本中存在的个别动物基因，并怀疑这些动物将病毒传给了市场中的人，但是迄今为止的这些数据显示，市场中并不存在病毒感染动物的迹象。“因此，上述这些猜测实际上是不科学的，我们的实验结果不支持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是新冠病毒的源头。另外，因为环境样本的采集时间在1月份，比早期病例的出现时间要晚，即使华南海鲜市场上存在着动物被感染的情况，也有可能是动物被人感染了，而不是动物感染人。所谓的市场动物传人的说法，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只是一些主观臆断。”

  周蕾介绍，在武汉第一阶段的联合溯源研究过程当中，中方非常快地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开展储存的健康献血者血清的检测工作。当时涉及3万人，有43850份血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没有检测到新冠病毒抗体。这些献血者都是在2019年12月之前的武汉当地的献血者。“这个研究结果也很好回应了当时第一阶段联合溯源研究中共同的发现，在2019年12月之前，武汉当地并没有发现更早的病例。”

  沈洪兵表示，在整个第一阶段联合研究过程中，中国向联合专家组提供了当时所掌握的所有溯源相关资料，没有隐瞒任何病例、样本及其检测和分析结果。在第一阶段联合研究已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基础上，我国并没有停下新冠病毒溯源的脚步，仍然统筹资源继续在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与环境乃至实验室检查等方向开展全面的科学调查研究工作，相关进展和结论，也已经由中方科学家通过与世卫组织和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咨询小组（SAGO）报告交流或通过发表文章等方式，与国际科学界和同行进行了分享。众多研究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第一阶段的联合研究结果。

  沈洪兵介绍，第一阶段联合研究报告发布后，中国科学家进一步开展了大量的新冠溯源相关工作，有关研究成果也已及时公开发表。比如对武汉2019年下半年献血者的新冠血清学检测显示没有新冠感染，对中国境内17000多只蝙蝠的病毒谱研究也没有发现新冠及其相关冠状病毒序列。“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与国际同行分享了我们拥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

  有外媒报道，中国疾控中心作者团队在关于华南海鲜市场早期研究数据的论文投稿过程中，曾将上传至GISAID（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平台上的数据删除。“数据仍保留在平台上，我们团队及平台均没有删除数据，用于杂志评审的数据访问链接也一直都在。”沈洪兵表示，该论文的最新版本已于4月5日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所有的原始数据也已经在国际和我国的四个数据库同步释放。“作者团队上传数据的操作符合国际惯例，我们希望GISAID的平台工作人员对媒体、对世卫组织说明并澄清此事，还原事情真相。”

  “应该在尊重第一阶段联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研究，这样才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溯源工作。如果不接受、不认可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去重复第一阶段所做的工作，这将是巨大的资源浪费，甚至会使后续的工作走向错误方向。这么做也会让后续的工作价值在未来受到质疑。”童贻刚说，“要强调新冠起源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应该向科学事实要答案，而不应该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周蕾表示，新冠病毒溯源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完成的，必然需要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努力，所以全球联合起来，尤其是科学家们共同合作开展溯源势在必行。“希望能够把溯源研究工作的地点、角度尽可能覆盖所有可能的国家和地区，不要一直在炒作和关注武汉。我们也非常希望，世卫组织能把全球溯源工作组织起来，秉承科学、严谨、公正的态度，把国际科学界所有的精英组织起来，让新冠病毒溯源在未来真正能够得到一个让大家信服的答案。”